這五類工作純屬“擺爛”，你“中槍”了嗎？

“不想工作”成為當下人們的共同牢騷。然而，看似頹靡的抱怨背后，是人們對工作價值、工作意義的追問和困惑。

對很多年輕人來說，無意義的工作帶來的痛苦，即使金錢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早在1930年，經濟學家凱恩斯曾預言：

到20世紀末，科技足夠發達，人們每周只需工作15個小時。枯燥無聊的工作會消失，人們可以用更多時間去做自己喜歡并且有意義的事情。

但事實顯然并非如此。

自動化技術減少了工人和農民的數量，但卻讓行政、金融服務、電話銷售等這些行業領域里，激增了大量“無意義工作”。用《毫無意義的工作》一書的作者，格雷伯的話來說：

“似乎有人專門發明了一些毫無意義的工作，只是為了讓大家一直一直工作！”

在書中，格雷伯提出一個反常識的現象——做著“無意義工作”的人，明明無所事事還能輕松拿錢，但卻感覺痛苦無比。

埃里克是家里的第一個大學生，研究生畢業后，入職了某大型設計公司，初入職場的埃里克滿懷干勁，期望能在職場上展現自我價值。

但是，公司內部新購入一套，用于信息共享的界面系統，可有的領導希望使用這套系統，有的領導不希望系統生效，扯皮的結果就是讓21歲、歷史系研究生畢業、毫無信息技術經驗的埃里克負責開發和運營。

這套系統漏洞百出，埃里克又不具備優化它的能力，所以他每天就推銷這套實際上并沒有人用的垃圾，做做表格工作。

因此，初入職場的埃里克大受打擊，看不見自己的價值。于是，經常遲到早退、在工作時間看小說。他也提出過辭職，可老板非但不答應還給他加薪。

可這樣的結果，并未讓埃里克對工作重拾信心，反倒變得更加過分，他醉著酒上班，以并不存在的出差名義四處公費游玩，甚至開始嗑藥。這些瘋狂行為的目的，就是逼老板把他開除。

埃里克的行為，可能在很多人眼里無法理解，錢多事少的肥差多好啊，但對埃里克來說，那種持續不斷的無意義的工作快把他逼瘋了，他的情緒時刻瀕臨崩潰。

所以，對于職場人來說，無意義的工作也是一種精神暴力。

會讓人陷入，自我懷疑、自我否定、自我憎恨之中，長期下去，可能會轉而認為是自己沒有能力、沒有價值，甚至感到人生沒有意義。

這時候，再多金錢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格雷伯把無意義的工作分為五大類，分別是：隨從、打手、拼接修補者、打鉤者和分派者。

“隨從”，存在的唯一目的或主要目的，是襯托另一個人的重要性。比如助理、保安、行政等。

一位擔任過某出版公司接待員的女士說過，她一天的工作量，差不多就是接一個電話。那是不是可以讓公司其他員工順便接一下前臺的電話呢？

但考慮有客戶來公司時，會因為沒有前臺，進而懷疑這家公司的正規性，甚至有些客戶會認為連前臺都沒有的公司，會不會克扣客戶的報酬。

“打手”的說法使用了隱喻，指有一定進攻性的崗位。比如公關專員、電話推銷員、企業律師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國家武裝部隊。一個國家之所以需要武裝，是因為其他國家也有武裝。如果大家都沒有武裝部隊，世界完全可以繼續運轉。

“拼接修補者”，為應對組織的某個故障或缺陷存在。系統給有故障，卻沒人愿意花精力徹底解決。

比如跟在能力不足、形式馬虎的上司屁股后面，收爛攤子的下屬；

還比如，房頂漏水后，不找人修屋頂，而是在漏水處下方放了個水桶，然后雇人來把水桶里的水倒掉。

“打鉤者”，用來掩蓋某個組織不作為的員工。比如公司合規性調查小組，某某事實調查委員會等。

比如，有一份工作就是詢問療養院住戶們的業余愛好，然后填表，再錄入到電腦里。錄入完成后，工作也就結束了。

至于這些愛好要不要變成療養院的福利，管理層無人關心，因為療養院已經算是完成了關心住戶的任務。作者認為政府組織尤其熱衷設置“打鉤”崗位。

“分派者”，其工作的全部內容，就是給他人派活兒。

但實際上，沒有他們的“派活”動作，一線員工完全可以把活干好。比如龐大組織體系里的……大部分中層管理者。

以上這五大類的工作，多少有些“撐場面”的意思，但這不僅對員工造成傷害，還對老板們形成囚徒困境，“既然別人都有這些崗位，我也不得不配上幾個無意義的工作”。

最初，人類沒有所謂的工作制。

農耕時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作物熟了要收割、牛羊要放牧，每個季節有不同的忙碌，工作就是生活，沒有計時的概念。

直到工廠慢慢出現，工時意識才誕生。那時候，工人一周七天都需要待在工廠，每天工作十幾小時。

周末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19世紀的英國。不過那時候只有周日一天，這天既是宗教圣 經中的安息日，也成為了很多工人的休閑日。

到了20世紀初，美國的工廠為了兼顧猶太教工人周六禮拜的習慣，開始實行雙休。也有不少工廠效仿。

再加上后來美國經濟大蕭條。為了刺激需求端，就得拉動消費。要想拉動消費，就得給大家都留點個人時間。

結果大家發現，多休息一天反而提高了工作效率。于是，5天工作制就這樣固定了下來。

但是，到底一周該工作幾天才最合理？一直都沒定論。

日本微軟試行4天工作制，發現工作效率提高了40%。

因此，第一個策略是大規模減少工作時間，增加的閑暇時間不僅能夠緩解人們的壓力，還可以帶來新的消費，甚至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個策略是，實行全民基本收入。

這意味著不論貧富，所有社會成員都獲得一份，足以維持日常生活的補助。

乍一聽，這像是一個養懶漢的法子，但事實并非如此。

無所事事，正是很多覺得工作毫無意義的工作者的痛苦來源，所以，他們不會長時間的虛度時光。翹班六年的公務員愿意鉆研經院哲學，憎恨debug的程序員卻在休息日做著無償的開發工作。

人性，或許并不像我們所想的那樣幽暗，起碼，大多數人不是如此。

一場開始于2019年的美國紐約，全民基本收入試點證明了，獲得了基本收入的受試者，找到全職工作的比例從一年前的28%提高到了40%。

關于工作的探索，一直是現代人的課題。

即使有些模式，難以成為大多數公司學習的樣板，但這份探索的精神值得學習。

面對未知的未來，我們期待更多的探索，實現自己的意義。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曉芳說職場”（ID：XF-SZC），作者：王曉芳團隊，36氪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