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善還是作惡？AI?開發者如何擺脫倫理困境？

在大多數科幻電影中，人工智能（AI）最典型的形象莫過于冷酷和無情的智慧機器，它們具備了人類大腦的部分智力，但 沒有人類的情感，當然也就沒有所謂的 “人性” 。 

事實上，盡管近年來 AI 技術發展迅猛，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改變，但它仍是一種尚未完全成熟的計算機技術，因而 AI 可能導致的倫理道德后果也難以準確預料 。 

（來源：Pixabay） 

近日，來自挪威的科學家 Inga Strümke、Marija Slavkovik 和 Vince Madai 在一篇名為《人工智能發展中的社會困境以及我們為什么要解決它》（The social dilemma in AI development and why we have to solve it）的論文中就指出了現有 AI 存在的倫理道德問題。 

在他們看來，AI 發展中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是， AI 開發者在 AI 道德發展方面存在嚴重的社會困境（social dilemma） ，如果我們無法制定出一套統一有效的職業道德準則和立法，這個社會困境就會一直存在，并且影響甚至危害人類的生活。 

社會困境是指個人狹隘的自我利益與更大的社會群體的利益直接相悖，如果每個人都試圖以犧牲群體利益為代價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那么每個群體成員的凈結果都會比采用合作社時更糟糕。 

社會困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 

公地悲劇能夠更好地說明現實生活中的社會困境，每個參與者都有權使用私人資源，但也可以使用公共共享資源。 

一個純粹自利的參與者將從共享資源中獲得最大的價值，甚至是破壞它，然后再利用私人資源，這個過程最終會給所有人帶來更壞的結果。 

過度使用公共土地、空氣和水資源有時被認為是這種社會困境的現實世界版本。 

圖｜“公地悲劇” 是一種解釋過度開發的好例子（來源：維基百科） 

Strümke 等人表示， 在 AI 發展的社會困境中，主要存在三方面利益沖突：社會、商業公司，和作為社會成員和商業公司雇員的 AI 開發者。

社會的利益是道德發展，商業公司的利益是利潤和市場中的生存，AI 開發者的利益主要是維持他們的就業，其次是 AI 的道德發展，因為開發者也是社會的一部分。 

因此， AI 開發者必須權衡其作為社會成員的利益和作為公司雇員的利益，這就是他們面臨的社會困境。

如今，AI 技術可以為商業公司帶來不菲的利潤。因此，商業公司為了讓自己處于競爭態勢，必須要快速發展 AI 技術。然而，技術的快速發展可能與道德規范背道而馳： 

后者需要降低開發速度以實施必要的道德分析，甚至可能需要基于道德考慮決定取消某些系統。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 AI 開發者對 AI 發展道德表達了擔憂或因為某些道德問題拒絕為公司發展做出 “貢獻”，他們則可能會丟失這份工作。

因此，AI 開發者一直糾結于 AI 發展道德問題與自己的工作利益沖突之間。 

Strümke 等人在論文中指出，當前的 AI 仍然存在一些發展道德問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歧視和偏見。 

也許有人會感到迷惑與不解：就像我們潛意識中認為的那樣， AI 冷漠又無情，根本沒有人類的感情，何來歧視與偏見呢？

事實上，AI 技術本身確實不存在歧視與偏見，但 AI 技術的背后，需要有 AI 研究人員用來訓練的大量數據，盡管 AI 本身不知道歧視和偏見是何種行為，以及蘊含著何種意思，但其背后的研究人員可能會有這些想法。 

因此， AI 怎么看待這個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類的想法，如果其背后的研究人員存在歧視與偏見，那設計、開發出的 AI 必然也存在同樣的道德問題。

（來源：Pixabay） 

在 AI 技術應用領域，人臉識別是 AI 被廣泛應用于人類日常生活中的一種應用方向，而它恰巧會成為種族和性別偏見的一個潛在來源。 

2018 年 2 月，麻省理工學院（MIT）媒體實驗室計算機科學家 Joy Buolamwini 發現，IBM、微軟等公司的性別識別 AI 系統能以 99% 的精度從一張照片中準確識別出一個人的性別，但僅限于白人。而用于黑人女性時，這個數字會驟降至 35%。 

一個最合理的解釋是，AI 的 “偏見” 取決于其背后算法訓練的數據，如果用于訓練的數據中白人男性比黑人女性更多，那顯然白人男性的識別率就會更高。后來，IBM 宣布他們已經采用了新的數據集并重新訓練，微軟也表示會采取措施提高準確性。 

事實上， AI 開發中的道德準則非常重要，因為不道德的 AI 開發會對個人和整個社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 

受近期提出的 AI 監管框架的影響，人們可能會認為，AI 開發的道德挑戰完全可以通過立法得到解決。 

但事實上，立法根本無法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立法的發展速度比技術發展慢得多，這意味著立法可能在危害結果已經造成之后才會出臺。 

此外，立法會禁止任何可能不道德或被濫用的行為，這將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 AI 技術的進步，而且對小企業的影響超過對大型企業的影響，會加劇用戶和供應商之間已經存在的權力不平衡問題。 

當然，職業道德準則并不是憑空制定的，它需要參考倫理道德理論、社會期望以及從業者的形象。 

因此，它也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需要根據技術進步、社會規范和價值觀的發展以及監管制度而不斷修訂。 

然而，盡管它們是動態的，但在任何給定的時間內，仍然有一個唯一的版本是有效的，可以保護 AI 開發者免受社會困境的影響，并最大限度地為社會帶來利益。 

但直到如今，依然沒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 AI 職業道德準則存在。

（來源：Pixabay） 

論文作者認為，可以歸因于以下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點，目前的分析主要接受許多給定的邊界條件，而不是建議如何改變這些條件。

即使像 IEEE 這樣的大型機構采用了 AI 開發的職業規范準則，也仍然存在著大量挑戰。 比如，到底誰是 AI 開發者？ 加入這些組織并遵守準則的動機是什么？ 如果存在潛在的巨大收益，如何防止組織放棄準則？ 

更糟糕的是，幾個相互競爭的組織可能會提出不同的準則，然后將該領域分割開，讓開發人員和公眾無法真正了解 AI 行業的道德規范。 

此外，這些努力甚至也可能被大型科技公司劫持：“支持” 某些組織發布道德準則，對內容產生重大影響，本質上導致一種新的道德清洗（ethics washing）形式。 

另外一點是，只要當前的舉措不能有效解決開發者所處的社會困境，AI 的職業道德準則就不會有任何作用。

比如，已有研究工作討論了在開發團隊中加入倫理學家可能會有助于合乎倫理的 AI 開發。然而，如果這些倫理學家也屬于這一家公司，社會困境也同樣適用于他們。 

但反過來，建立統一的 AI 職業道德準則又是解決 AI 開發者社會困境的最佳途徑。 

為了避免 AI 發展的道德危機，Strümke 等人提出了一個有效的應對方案。 

首先，AI 的發展必須成為一個統一的職業，就像醫學領域那樣，必須設定相應的從業許可，該許可必須是強制性的，且適用于所有中高風險 AI 系統的開發人員。

AI 開發者將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得到保護，被其他專業人員取代的可能性非常小，由于社會困境而被解雇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因為貪心的老板們知道，所有 AI 開發者都遵守相同的準則，不會為了商業利益違反準則。 

因此，AI 開發者有權拒絕執行不道德的開發行為，而不用擔心社會困境帶來的后果。 

 圖｜a) 之前，社會對道德行為的需求和雇主開發產品的需求使開發者陷入兩難境地；b) 如今，開發者之前面臨的兩難困境轉變成了社會和雇主必須使用既定方法來處理的一種權衡（來源：該論文） 

其次，要建立一個全國性 AI 開發者組織，來維護雇用 AI 開發者的注冊登記。

這些組織，包括其所有成員，將成為 AI 職業道德準則發展的核心，并且負責維護、更新和完善這些準則。凡是不遵守職業道德準則的人都將被吊銷從業執照。 

我們無法否認，建立統一的道德準則是一件難事，但這是解決 AI 開發者社會困境的最有效途徑。 

一旦有了統一的職業道德規范，它將能阻止一些公司和政府實施不道德獲利行為，從而避免 AI 給人類及社會帶來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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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s://arxiv.org/abs/2107.12977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學術頭條”（ID：SciTouTiao），作者：王言心，36氪經授權發布。